苏联解体
前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陷入了严重的内外交困局面：
在国内，经济停滞不前，社会政治气氛死气沉沉；在国际上，亦因前苏联推行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政策而空前孤立，而且越来越难于承受同美国的激烈军备竞赛和旷日持久的阿富汗战争所带来的沉重负担。
此时，国内政治格局也出现了危机：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三位最高领导人在80年代上半期短短的两年半时间内相继病逝。苏共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中的多数成员抱着要改变苏联面临的严峻局面的殷切期望，把年轻一辈的戈尔巴乔夫推举为苏共中央总书记。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立即从政治和经济方面着手改革。但是，由于戈尔巴乔夫等前苏联领导人对前苏联存在的问题缺乏客观的科学认识，反而重用了一些早已失去社会主义信念的人，主动放弃共产党的领导，还采取了一些急于求成的冒进错误措施，结果造成了社会全面的混乱和动荡，在国内国外反社会主义势力的联合冲击下，最终导致了前苏联的剧变，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解体了。
从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至1991年底前苏联解体为止，戈尔巴乔夫推行所谓的“新思维”改革持续了6年9个月的时间。由于对前苏联经济问题的症结缺乏深刻认识，戈尔巴乔夫等前苏联领导人在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战略目标及政策选择上发生重大失误，具体表现为把加快经济发展速度作为战略目标，而忽视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希望以改善人民生活的许诺来树立自己的形象和取得人民的支持，却制定了超越实际可能的社会政策，结果自然是适得其反。
其次是前苏联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复杂性、长期性和艰巨性估计不足，在实践中急于求成，盲目冒进。
再则，前苏联在意识形态和思想工作方面犯了错误，戈尔巴乔夫在倡导“公开性”和“民主化”的过程中，把这两个概念绝对化。只讲“公开性”、“民主化”和“社会主义意见多元化”，而不讲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的原则界限，对各种社会错误思潮采取容忍甚至宽容的态度，把一些有社会影响的报刊的领导权交给那些主张“激进改革”的“民主派”掌握。这些“民主派”乘机利用党的报刊和其他各种媒介，大肆宣扬“民主派”的思想和主张，严重地扰乱了人们的思想，一些人因此而成了名当了官继而又利用获得的政治地位和权力，推进前苏联的演变。他们掀起纠缠历史旧账的浪潮，为反共和反社会主义势力提供攻击苏共的资本；将民主和自由绝对化，造成社会思想混乱，为民族主义、复古主义等各种思潮和势力的出现和发展提供了土壤。在鼓吹“瑞典模式”、“奥地利模式”的同时，把前苏联的社会主义贬为“兵营式的社会主义”、“极权主义”。宣传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因素”，鼓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趋同论”，宣称共产主义是“乌托邦”，从而也在理论上搞乱了人们的思想。
前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等人在思想理论上造成的混乱，导致苏共在意识形态和思想战线上的溃败，从而致使人民群众对社会现实、对苏共中央政策的不满逐渐扩大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在各种政治思潮大肆泛滥的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前苏联却受到极大的冲击，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危机已成为现实，从而为前苏联的解体准备了思想条件。
与此同时，前苏联领导人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选择上、进行政治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做法上都犯有严重错误。改革重点由经济体制改革转向政治体制改革后，前苏联出现了严重的社会混乱和政治动荡。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必须根据国家的实际情况相互配合，同步进行，才能收到相辅相成的积极效果。政治体制改革涉及到国家权力结构的改组，必然影响到国家的全局，因此必须对之慎之又慎。然而戈尔巴乔夫等前苏共领导人在经济体制改革未能取得实效的情况下，贸然全面推行政治体制改革，致使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严重脱节，相互牵制，最终使得整个社会改革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之中，使得整个国家机器和国家管理体系处于紊乱状态。
一个多民族国家在社会剧烈变动时期，民族问题往往会变成十分敏感和尖锐的问题。对前苏联这个民族关系特别复杂，过去在民族政策上又有很多失误的国家来说，尤其是如此。但是在社会改革中，在否定前苏联历史的社会舆论气氛下，非俄罗斯民族中过去受到抑制的民族分离主义分子大大活跃起来。随着各类民族主义组织的纷纷出现，前苏联民族关系上的一些历史老账(如波罗的海三国的吞并)、领土纠纷(如纳卡地区)和经济利益矛盾都被翻腾出来，成了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热点”问题，最终导致民族危机的爆发，成为前苏联解体的催化剂。
列宁在世时，非常重视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对维系民族关系的巨大作用，坚决反对苏共的“联邦化”。可是，1989年苏共中央九月全会通过的《党在当前条件下的民族政策》实际放弃了苏共中央对各加盟共和国党组织在组织工作方面的领导，为苏共的“联邦化”准备了条件。1989年12月，布拉斯卡斯领导的立陶宛共产党率先宣布脱离苏共而独立，并因在竞选中失败而在事实上成为各共和国党组织中的第一个在野党，苏共“联邦化”已完全成为事实。这样，前苏联也就丧失了从政治上维系联盟的重要保证。戈尔巴乔夫最后力图打着革新联盟的旗号，通过同各加盟共和国签订新联盟条约的途径，来保住联盟，但此时为时已晚。此刻他在自己引发的深刻的经济、政治、社会、民族危机面前已完全无力去改变事态发展的进程了。
苏共领导人在对外政策上从推行“新思维”外交开始直到完全倒向西方，对前苏联国内的演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新思维”外交的核心思想中所包含着的谬误，并由于改革过程中在政治和经济思想上逐渐认同于西方的价值观，再加上前苏联国内经济、政治、社会和民族危机的不断激化，1989年东欧解体后前苏联采取了迎合西方、乞求西方援助的做法。这一做法的结果也进一步加速了前苏联的解体进程。
前苏联在改革初期名义上“苏共是改革的倡导者”，但实际上苏共从未认真地依靠全党和党的组织来推行改革，从未领导苏共去认真总结党的历史和现实经验，制定明确的改革战略。正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前苏联在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性质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88年苏共第十九次党代会之后，苏共在前苏联的实际地位已由“政治体制核心”被降为“政治先锋队”。甚至有人把苏共看作是进行社会改革的“阻碍机制”之一，把共产党的领导看作是“官僚专制”和“行政命令”的根源，把广大的党组织和党的干部看作是“保守势力”。
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做出决定，取消苏共在前苏联的法定领导地位。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代替共产主义作为党的奋斗目标，在组织原则上放弃党的民主集中制。
就这样，改革一步步削弱和取消苏共的领导地位，一步步把苏共引向社会民主党型的议会党的道路。
为了挽救前苏联使其免于解体，为了挽救前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地位，1991年8月19日前苏联发生了“8·19”事件，以副总统亚纳耶夫为首的一些党政领导人发动政变夺取国家权力，他们扣押戈尔巴乔夫，宣布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但于三天后失败，亚纳耶夫等人被捕。“8·19”事件后，戈尔巴乔夫以前苏联总统的名义发布了宣告“苏共中央自我解散”的命令，其后他又在他所著的《八月政变》一书中声称“苏共是不可改造的”，从而宣告他对苏共的根本否定。
就这样，前苏联在戈尔巴乔夫等人推行的改革“新思维”下终于一步一步走向了解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