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伦奇异的一生

只要提起德意志第三帝国，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想到法西斯头目希特勒，可谁也想不起另一个奇异人物——豪·斯·张伯伦，其实正是他才导致了第三帝国的兴起和覆亡这一无情而又富有戏剧性的历史进程。

张伯伦于1855年生于朴资茅斯，他的父亲是一位英国海军上将，他的叔伯之中，有一个是英国陆军元帅尼维尔·张伯伦爵士，有两个是英国陆军将军。他最后成了理查德·瓦格纳的女婿。

家人本来是打算要送他参加英国海军或陆军的，但是因为他体弱多病而放弃了这个打算，最后家里送他到法国和日内瓦受教育，这样法语就成了他的第一语言。

在张伯伦15岁到19岁之间，命运使他结识了两个德国人，从此之后，他就对德国一往情深，最后成了德国公民和德国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他写了许多著作，全部都是用德语写作的，其中有好几部著作对威廉二世、阿道夫·希特勒以及其他无数较次要的德国人发生了一种几乎是头晕眼花的影响。

1870年，张伯伦15岁的时候跟随一个名叫奥托·孔策的杰出家庭教师学习，孔策是个最最普鲁士化的普鲁士人，在他担任家庭教师的四年时间里，他把英勇尚武、战无不胜的普鲁士式的武功和——显然没有想到两方面的尖锐对照——贝多芬、歌德、席勒、瓦格纳那样的艺术家和诗人的杰作深深地打入了张伯伦敏悟的心灵。

张伯伦19岁的时候疯狂地爱上了安娜·霍尔斯特，她也是个普鲁士人，年纪比他整整大10岁，同他一样，霍尔斯特也极其神经质。

1882年他27岁的时候，离开了在那里曾经埋头3年，研读过哲学、自然史、物理、化学、医学的日内瓦，到了拜罗伊特。在那里，他遇见了瓦格纳，据他自己说，瓦格纳成了他生命中的太阳。他还遇见了作曲家的妻子考西玛，他在此后一生之中，一直对她保持了热情的、奴隶般的忠诚。

张伯伦是个非常敏感的神经质的人，神经官能症常常发作，据说他能看到恶魔，这些恶魔往往无情地驱使他从事新的方面的研究和继续不断的写作。一个接着一个的幻象驱使他从研究生物学改为研究植物学，又改为研究艺术、音乐、哲学、传记、历史。有一次，在1896年，他从意大利回来，在一个恶魔的驱使之下，他中途在加尔顿下了火车，租了一间旅馆房间，关起门来有八天之久，放弃了他原来想写的关于音乐的文章，而紧张地写了一篇生物学论文，终于得到了从此以后贯穿在他的全部著作中的中心思想的萌芽：种族和历史。

影响德国思想最深刻的作品，同时使得威廉二世大喜若狂和为纳粹党人提供了种族谬论的作品，是张伯伦1897年4月1日到1898年10月31日之间的19个月时间里在维也纳在他的一个“恶魔”驱使下，他写的一部长达1200页的巨著《19世纪的基础》。

《19世纪的基础》一书出版后轰动一时，使这个古怪的英国人在德国一举成名。因为尽管张伯伦是个刻意求功的艺术家，这本书有它的独特风格，而且不乏滔滔的雄辩，但是读起来却很费力气。但是它不久之后就在上层阶级人士中间很为流行，因为他们似乎在这本书里发现了他们愿意相信的东西。10年之内，它再版了8次，销了6万册，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销数已达10万册。在纳粹党统治时期，它又行销一时，在1938年时曾经宣布它印行第24版，当时已销了25万册以上了。

在希特勒统治期间，德国出版了大批书籍、小册子、文章，颂扬这个国家社会主义德国的“精神创建人”。希特勒的军师之一罗森堡就经常把他自己钦佩这位英国哲学家的热情来灌输给元首。希特勒在离开维也纳之前就已经知道了张伯伦的著作，因为他的著作在泛日耳曼团体和反犹团体中是很流行的，而这些团体的印刷品又是他在那些日子里废寝忘食地阅读的东西。他也读过张伯伦在战时写的一些沙文主义文章。

张伯伦是首先看到希特勒有伟大前途、因而也看到德国人(如果他们追随希特勒的话)有新的机会的德国知识分子之一。希特勒在1923年在拜罗伊特见过他，当时张伯伦虽然身患重病，半身不遂，而且德国的战败和霍亨佐伦帝国的覆亡——这是他一切希望和预言的崩溃!——使他感到心灰意冷，但是这个夸夸其谈的年轻奥地利人使他钦佩得五体投地。“你有伟大的事业要完成，”他在第二天写信给希特勒说，“……我对日耳曼主义的信念从未有片刻的动摇，虽然我承认，我的希望曾处于低潮。你在倾刻之间却改变了我的精神状态。在德国最迫切需要的时刻，它诞生了一个希特勒，这就证明了它的生命力；他所产生的感召力量也是如此；因为这两件东西——人格力量和感召力量——是密切不可分的……愿上帝保佑你!”

当时的阿道夫·希特勒留着卓别林式的小胡子，再加上他的无赖作风和他的强暴粗野的极端行为，大多数德国人都把他当作笑话看待。他当时没有几个拥护他的人。但是他的性格中的催眠般的吸引力在这个年老多病的哲学家身上却起了奇迹般的作用，恢复了他对他志愿归化的民族的信心。张伯伦加入了襁褓时期的纳粹党，只要健康许可，甚至还为它的没有什么销路的出版物写文章。192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把当时还关在监狱里的希特勒吹捧为上帝派来领导德国人民的。命运招呼过威廉二世，但是他失败了；现在命运又在招呼希特勒了。1925年9月5日，纳粹党的《人民观察家报》以五栏篇幅刊登贺辞，庆祝这个杰出的英国人的70岁生日，并把他的《19世纪的基础》吹捧为“纳粹运动的福音书”，他在一年零四个月后即1927年1月11日进棺材的时候，心中充满了希望，认为他所宣传和预言的东西在这个德国的新救世主希特勒的非凡的领导下还是能够实现的。

在张伯伦的丧葬仪式上，除了不能回德国的威廉二世派了一位亲王为代表以外，希特勒是当时唯一的社会名流。《人民观察家报》在报道这个英国人的死讯时说，德国人民失掉了“一位伟大的武器制造者，他所制造的武器在我们时代里还没有充分应用。”在1927年黯淡的1月里，当纳粹党处在最倒霉的时候，这个半身不遂的垂死老人无法料到——甚至希特勒本人或者德国的任何别人都无法料到，不久之后，这个归化的英国人所制造的武器很快就得到了充分的应用，而且带来了极为可怕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