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论”的进程
“进化论”的创始人，英国自然博物学家达尔文，1809年出生于英格兰的施鲁斯伯里，他的祖父是著名的医生，父亲也是医生，母亲是当地陶器制造业负有盛名的创办者韦奇伍德之女。达尔文早年曾在爱丁堡学医，后来到剑桥大学学习神学，打算将来当个安立甘教传教士。然而在剑桥大学期间他却对科学和植物学产生了浓厚兴趣。
1831年，达尔文参加了皇家比格尔号(小猎兔狗号)舰队，用五年时间环游地球，研究动物和植物。1839年，达尔文把他的发现以《一个自然学者随比格尔的航行》为题公诸于世。他的进化理论形成于1837年至1839年之间，1859年他把自己的发现凝炼成《物种起源》。这本书与1871年出版的《人的由来及性选择》是达尔文一生影响最大的两部著作，尽管他在写作时采用了大量丰富的野生生物材料。
达尔文与他的表妹爱玛·韦奇伍德结婚。不久，他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他们迁居到肯特郡当村，达尔文基本上都是在那儿度过了他的余生。晚年的达尔文很少旅行，只是偶尔到伦敦与他的亲戚见面。他有一笔遗产收入，还可以出售他的著作版权。他与当时科学界的领军人物建立了友谊，他的生活可以用谦虚和勤奋工作来概括。1882年达尔文去世，安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墓地。
进化理论对现代人而言可以说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至少略知皮毛。进化的观念在达尔文之前已经存在了上百年，但从没有这样深入人心。达尔文第一次给出了进化现象的自然的、科学的解说。早些时候，黑格尔的辩证法已经用进化的哲学取代了静止的宇宙观，德意志浪漫主义作家已经被变革的概念所吸引。
19世纪开始的时候，进化的观念进入了科学领域，马上就对《圣经》的诠释和某些人极其深厚的信仰发起挑战。
19世纪初，人们还对《创世记》里上帝创造世界的记载深信不疑。他们相信上帝在六天时间里创造了世界，并分别地创造了每一种动物、植物。他们接受大主教乌色尔推算的时间纪年，即世界开始于公元前4004年。他们还接受发生于亚里士多德的观念，即“存在的巨大链条”把万事万物安排在宇宙的各个等级上。人类被放在草木禽兽与神祇之间。根据威廉·佩利的关于最高设计者的说法，世界就像一架钟表，就像一部精心设计的机械，每个部件都让造物主安放妥帖了。
19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这种对世界的理解完全改变了。
对这种信仰的第一个挑战来自赖尔(1797-1875)的地质学著作《地质学原理》，赖尔的著作描述了地球的变动过程并非是一次形成的，完全不是神祇的创造结果。赖尔表明了地质的过程如隆起、侵蚀和沉积发生在亿万年里，形成了高山和峡谷。赖尔的著作以科学的论证，说服公众相信世界的创造是一个长久的过程，而不是片刻间的奇迹，世界的变化应归因于物理的性质。
那时科学家们开始发掘化石，已经绝灭的物种遗迹，这些绝灭的物种看来没有被世界的“钟表制造者”或“存在的巨大链条”安装在合适的位置。这些化石的历史数以百万年计，而不只有几千年。挖掘出来的骨头化石拼凑成古怪的恐龙，这些噩梦似的创造物的突然出现，带来一个噩梦似的真实：世界远比公元前4004年更为古老；曾经有些动物盛极一时而后又销声匿迹；并没有“存在的巨大链条”。这些情况表明：《圣经》的记载显然不真实。在此处基督教受到重创，许多人声称，基督教从此再也没恢复过来。
达尔文随比格尔舰队周游到南美洲的时候，收到了赖尔的《地质学原理》第二卷。这本书给达尔文带来极大的震动：
我总感到我的书有一半出自赖尔的智慧，而且我的知识从没有达到过如此之丰富；因此我总想到，《原理》巨大的功绩是完全转变了我的心灵基调。
当达尔文开始野生生物的研究时，有三种方式可以用来给物种分类，这些分类方式源自亚里士多德：
特殊类型：猫是显然不同于一条狗或者一匹马的猫。
家庭类型：豹子是猫家族的成员。
等级类型：人作为创造物的等级高于阿米巴变形虫。
这种理解得到柏拉图主义的加强，在柏拉图主义看来，世界上所有的猫都分享着“猫性”，因而明显地有别于其他动物。这种分类方式得到创世说的进一步加强，《创世记》说：“现在，我主上帝造出了地上的所有走兽和天上的所有飞鸟。”换句话说，上帝分别地、自发地创造出每一个创造物。
甚至在达尔文之前，瑞典植物学家林奈在他的《自然系统》(1735年出版)里，就已经在思考把每一个物种分门别类，但他没能一劳永逸地解决。
达尔文的理论石破天惊地宣称：“人类和猿猴有共同的祖先，人类是一种动物，与其他动物有类似的进化过程。”相信在一次创造行动里造出人类的、备受崇敬的偶像突然被荡涤，达尔文的理论考察了物种、适应和进化。
达尔文主张自然选择是进化改变物种的机制。他证明每一代物种中最强健的、最能适应环境的个体会存活下来，并把这些特性传递给下一代，经过一段长久的时期，动物的形态就会累积出可观的改变。动物和植物，达尔文说，靠进化在它们的生存环境里相互竞争，繁衍后代。有的物种，如人类，进化的较快；有的物种进化得慢，如鱼类，相对保持不变。正如斯宾塞铸造的著名格言：“适者生存。”
达尔文的进化理论有几个直接的推论：
物种之间的差别融合。正如19世纪发现并考察的化石记录表明，有的物种差别开始看出融合之处。达尔文把所有的动物生活画成一棵树形谱系图，从图上看，所有的动物都可能追溯到共同的祖先。他写道，从本质上看，“人与较低等的动物在自然属性上没有不同，尽管在进化程度上差别巨大。然而在进化程度上的差别无论多么巨大，都没有道理将我们人类抬举到与众不同的领域。”换句话说，人类纯粹已经被单纯地看作是一种动物。
进化发生于一个漫长的时期。取代上帝六天创世说，达尔文的进化论迅速地让世人明白，复杂的动物需要几百万年的时间来实现进化。一个世代的时间是不足以进化出一头大象的。因而，《圣经》的记载显然不可当真。
进化论改变了生命的含义。人们曾相信上帝创造人类，上帝给人类安排了目的和计划。忽然之间，人类变成了盲目的、随机的、自发的、自然过程的结果。这个推论带来心理上极其巨大的震撼。取代人类是上帝庇护的孩子的观念，人类忽然发现自己漂泊在一个漫无目的的世界里。这个推论给许多反对进化论的人本能的反感火上浇油。
达尔文没有从他的理论中铸造出任何哲学，尽管他唤醒了那个时代。达尔文也没有把他的理论应用于经济或者工艺。达尔文只是相信，不同的生命群体进化着不同的道德，这使他质疑上帝，质疑上帝惟一的道德权威。
激烈的争论终于爆发了。1860年，一场著名的辩论在萨缪尔·威尔伯福斯、牛津主教与赫胥黎(他已经变成达尔文观念的伟大鼓吹者)之间展开，当大主教结束发言时，他嘲弄进化论，问赫胥黎究竟是从他的祖父那里还是从祖母那里得到猴子的遗传?一位目击者写道：
这时赫胥黎先生慢慢地不慌不忙地站起来，一个瘦长的高个子、严峻苍白的面孔，很平静很庄重，他站在我们面前，讲出了那些有分量的话——确切的话记不清了，在场的人都为对话的内容屏住了呼吸，对话的含义我们都确定无疑地明白，他说，他不会因为有一个猴子的祖先而感到羞耻，但却会因为与一个费尽心机来压制真理的人打交道而感到羞耻。他的话人人都听明白了，而且受到极大感染，有一位女士昏倒了，让人扶了出去，我几乎从我的椅子上跳起来。
达尔文的进化论在这天取胜了。赫胥黎的讲演稿《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之证明》于1863年发表，最终确定人类与猿猴的关系。同年赖尔的《古代人类》发表，向读者证明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几百万年以前。1871年，达尔文发表了《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在书中他把那次著名的辩论作了概括，把人类纳入一个进化体系。在科学面前，《圣经》输了。科学因胜利而狂欢。一个相信科学的时代来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