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东亚省”虚设

1941年12月8日，日本海军舰队突然袭击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同时日本陆军南方军在马来半岛登陆，进攻菲律宾群岛，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日本法西斯在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道路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12月10日，日军大本营和日本政府联席会议决定：此次对英美之战争及今后随着形势演变发生的战争，包括中国事变在内统称“大东亚战争”。12日，日本内阁会议正式决定使用这一名称，并由内阁情报局对外公布：“此次对美英战争，包括中国事变在内，称为大东亚战争。这是以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为目的的战争，但并不意味着战争地域仅限于大东亚。”

换句话说，日本法西斯军政当局把1937年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和1941年12月对美英等西方国家发动的战争，看成是为建设“大东亚新秩序”而进行的同一场战争，有着相同的战争目的和战略企图。

1941年11月，日军参谋部和军令部就南进的作战计划达成最后协议，确定要攻占的范围大致是，“缅甸、马来、苏门答腊、爪哇、苏拉威西岛、婆罗洲、菲律宾、关岛、威克岛、香港等地区”。

在此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日本基本完成对“大东亚”的征服，迅速控制了西起缅甸、马来亚，东到中太平洋的吉尔伯特群岛，北达阿留申群岛，南抵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的亚洲太平洋广大地区。日本法西斯关于“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正在变为现实。

对于日本法西斯来说，其殖民征服的过程也就是“大东亚共荣圈”逐步建立的过程。针对各占领区的不同特点，日本军政当局采取不同措施进行控制，使其分别成为“大东亚共荣圈”的一员。

首先是1932年，日本在中国东北炮制伪满洲国，随后于1940年在中国沦陷区扶植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同年，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控制德古政权，把印度支那变成日军在东南亚的一个重要据点和军事基地；1941年12月，日本政府又实现对泰国的“和平”进驻，迫使銮披汶政权签订同盟条约，答应给予日本在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全面援助。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对南方各占领区实行军事管制和军政一体化，以便对战略资源进行掠夺，加速战争机器的运转。

1942年6月，大本营在南方军中设立军管总监部，以统辖和指导各军管区。为巩固占领区，缓解被占领区人民的反抗，日本军政当局基于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不同需要，对各占领区实行不同的政策。

在印度尼西亚，日本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将原荷属东印度分为三个不相统辖的行政单位(爪哇、苏门答腊和由日本海军管辖的部分地区)。

在马来亚，日本取消了英国时代的海峡殖民地、马来联邦和马来属邦在统治体制上的区别，将马来亚分为8个省，均由日本人任行政长官。

对菲律宾和缅甸，日本占领者在确保其控制权的前提下，给予一定的自治权。1942年1月成立菲律宾政务委员会，作为中央行政机构，由日本顾问控制其大权。

1942年8月在缅甸成立以巴莫为首的缅甸“行政委员会”，但大权同样操纵在日本顾问和日本军事当局手中。

1942年6月，日本在中途岛海战失利后，从此便与盟军展开旷日持久的激烈争夺。为加强日本和被占领地区的特殊关系，完成“大东亚战争”，东条内阁决定建立一个特殊机构。早在1942年2月，日军刚一占领新加坡，陆军省兴亚院和企划院就研究了“关于规划和实施对大东亚各国及各地区的各项政策的综合责任官厅”的设置方案。经过半年多的准备，9月1日内阁会议通过《大东亚省设置案》，规定新省的宗旨为：“集中发挥大东亚全区的总体力量以增强战斗力。”11月1日，根据天皇敕令，正式成立了大东亚省，下设总务局、满洲事务局、中国事务局和南方事务局等7个局。同时，原拓务省、兴亚院、对满事务局和外务省的东亚局、南洋局并入该省，大大限制了外务省的权限，东乡外相曾辞职以示反对。大东亚省的设置意味着被占领区实际上成为日本的行政区，日本与被占领国不再具有普通的外交关系，“大东亚地区之外交官和领事……乃是披着外交、领事外衣的一般行政官员”。因此，大东亚省的设置是日本法西斯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而采取的殖民政治的重要步骤。

1943年2月，日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败并被迫撤退，此后开始在太平洋战场上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守势，战争态势进一步恶化。为应付盟军的猛烈进攻，日军大本营和政府在5月31日的御前会议上通过了《大东亚政略指导大纲》。

《大纲》第一条规定：“帝国为完成大东亚战争，集结以帝国为核心的大东亚诸国家诸民族，进一步强化和整备战略态势，坚持战争的主动性，以适应世界形势。”

《大纲》第二条规定：“整备政略态势应以强化诸国诸民族对于帝国的战争合作，尤以中国问题的解决为基本着眼点。”

基于这种目的，日本于10月30日同中国汪伪政权签订了《日华同盟条约》，并承认缅甸和菲律宾作为“以大日本帝国为盟主的大东亚共荣圈的一环”的“独立”，其外交权和军队的编制与指挥权均由日本控制。

这种政略上的调整是日本为完成“大东亚战争”所做的极为有限的让步，意在拉拢各傀儡政权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而卖力。

1943年11月5～6日，日本在东京议会大厅召开所谓“大东亚会议”，参加会议的各“独立国”代表有：“中华民国”行政院长汪兆铭、泰国内阁总理銮披汶的代表汪瓦塔雅昆、“满洲国”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菲律宾共和国总统何赛·P.拉乌雷尔、缅甸国内阁总理大臣巴莫。此外，流亡新加破的“自由印度”临时政府主席苏巴斯·昌德拉·鲍斯，以观察员身份列席会议。

从表面上看“大东亚会议”冠冕堂皇，但实际上所有会务活动都由大东亚省在幕后精心安排。东条英机在开幕词中竭力宣传正在建设中的“大东亚新秩序”，谴责英美两国以关心和平和正义的幌子，企图使自己对亚洲的殖民统治永久化。会议最后通过《大东亚共同宣言》，除继续为其发动“大东亚战争”进行辩解外，提出了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五条纲领。这些纲领只是罗列了“共存共荣”、“大东亚亲和”、“发扬大东亚文化”和“大东亚繁荣”等抽象空洞的口号而已，并无任何实质性的内容。

“大东亚会议”企图把各被占领国家和地区紧紧捆绑在日本军国主义的战车上，但因日本的失败已见端倪，“大东亚共荣圈”内部矛盾重重，各成员国同日本主子之间也开始明争暗斗。以泰国为例，原定参加会议的泰国总理銮披汶，最后“拼着总理不干”也不参加会议，以致日本曾决定“以实力解决”泰国问题。这充分表明“大东亚共荣圈”内部的分裂。

同时，由于中国和亚洲其它地区人民抗日斗争的蓬勃开展，盟军开始发起反攻，因此可以说，“大东亚共荣圈”建立之日也正是它走向崩溃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