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早在希特勒法西斯集团妄图建立一个欧洲“新秩序”之前，日本法西斯分子已经有了一个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
还在19世纪末，佐藤信渊等人就有了从所谓“皇道主义”出发，主张日本向东南亚发展，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势力范围的设想。1916年，后藤新平向当时的寺内正毅内阁献策：日本必须以“世界经济财政的和平战胜者”姿态，建立一个足以和“中欧经济同盟”、“协约国经济同盟”以及美国经济相抗衡的“东亚经济同盟”。1917年，西原龟三又提出“东洋自给圈”，主张废除日华之间的“经济国界”，设立“日华经济区”，并以此为中心，把北起西伯利亚，南至印度、澳大利亚的广大地区都包括进来，其旗号是“王道亲善”。
1935年夏，参谋部作战科长石原莞尔炮制了“由军事上看皇国之国策及国防计划纲要”，声称，“皇国与盎格鲁-萨克逊人之决战，乃为统一世界文明所进行的人类最后之战争”，“当前急务则应首先实现东亚联盟之核心——日满华三国之协同”，“我国防方针在于以迅速巧妙之手段使中国本部归我支配，以日满华三国为基本范围实行经济自给。”
1936年8月，广田弘毅内阁通过《国策基准》，明确提出日本的国策是“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决定采取南北并进的战略方针，以实现其在大东亚地区的霸权。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从此走上了全面征服中国的战争之路。8月15日，日本政府发表具有宣战性质的声明，宣称，日本“采取断然措施”是为了“膺惩中国”，“帝国之希望在于日华提携……并取得日满华三国融合提携之实效”。
同年10月1日，首相、外相、陆相、海相抛出《中国事变处理纲要》，确认日本在华北的目标是所谓“实际日满华三国共存共荣”。
1938年1月11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处理中国事变根本方针》，把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目的美化为“在于与满洲国及中国之合作，形成东亚和平之枢轴，并以此为核心，对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11月3日，近卫内阁发表“东亚新秩序”声明，向中国国民政府发出诱降信号。该声明宣称，日本的“终极目的”“在于日满华三国合作建设东亚新秩序”，“建设东亚新秩序是帝国坚定不移之方针”。11月30日，御前会议决定《调整日华新关系方针》，其重点是，“要结成日满华三国睦邻合作关系，以此作为安定东亚的枢纽，并建立共同防御北方的态势。”
12月22日，近卫内阁第三次发表声明，称“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结合起来”，并提出建设“东亚新秩序”的三项原则：(1)善邻友好。中国放弃抗日，承认“满洲国”，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2)共同防共。中日缔结防共协定，在协定有效期间，日本要求在指定地区驻兵，内蒙作为特殊的防共区域。(3)经济合作。中日经济提携，中国应承认日本公民在中国居住营业之自由，特别给予日本在华北与内蒙以开发资源之便利。此次近卫声明是日本政府随着中日战争的全面扩大，为谋求建立东亚霸权而提出的军事政治总方针。
至此，“东亚新秩序”的殖民大帝国的政治蓝图基本成形。
1940年，日本在侵华战争、物资供应和对美英关系等方面陷入新的困境，急于寻求出路。首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已进入第4个年头，然而距离其最终解决仍遥遥无期，多达85万的日军被拖在中国战场，陷入一场长期的消耗战。
就在日本的侵华战争陷入僵局时，德国在欧洲却“战果辉煌”，使欧洲的政治军事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日本统治集团认为，这是打破战争僵局的最好时机，希望借扩大战争一举解决中国问题，以便联合德意重新瓜分世界。
1940年7月18日，第二届近卫内阁成立。一周后近卫内阁抛出的《基本国策纲要》提出，日本的基本国策在于“建立以日本皇国为中心，以日满华的牢固结合为主干的大东亚新秩序”。次日，大本营与政府联席会议通过《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等决议案，规定“把法属印度支那变为军事基地及从那里获取资源；获取荷属东印度的重要资源；占领原德属南太平洋岛屿……及法属岛屿等等”。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胃口迅速膨胀，其殖民大帝国的政治蓝图已不再满足于“日满华”三国合作，而是在强化“日满华”三国合作的基础上，把侵略触角伸向东南亚和西太平洋地区，妄图打破英美等西方国家在该地区的旧殖民统治，而代之以日本军国主义的新殖民统治，并美其名曰“新秩序”。
8月1日，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在会见记者时宣称，日本的外交方针在于“建立以日满华为其一环的大东亚共荣圈”，更加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意图。至此，“大东亚共荣圈”作为日本对外侵略的政略战略目标正式提出，其目的是要在包括整个中国、东南亚、印度乃至大洋洲在内的广大地域范围内建立日本军国主义的殖民统治。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在柏林签订。条约规定：日本和德意相互承认各自在欧洲和“大东亚”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得到德意两国的认可。
“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是“东亚新秩序”的延伸和发展，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恶性膨胀的标志和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