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纵火案
1933年2月27日晚，喧嚣了一整天的柏林城渐渐沉寂下来，大白天那种激烈的竞选演说，冲锋队的暴力行动都暂时消失了。大街上行人稀少，大多数商店都已关门，靠近国会大厦的西姆逊大街也同样是一片静寂，只是偶尔才有一、两个行人匆匆走过。这里的夜晚静悄悄，夜色是那么安谧美好。
时间到了晚上9点多钟。忽然，朝向国王广场的国会大厦后门附近的国会食堂窜出了火苗，熊熊大火撕破了层层的夜幕。接着，国会官员休息室、国会大厅、议员物品寄存间、议会厅纷纷起火，火势迅速增大，其中尤其以议会厅火势最猛，夹杂着“噼噼啪啪”的爆裂声……显而易见，国会失火了。
最先目击者是21岁的排字工维尔纳·塔拉。他在国会着火的一刹那看到有个人影在火光中跑动，于是，立刻向一个往南侧走的警察报告，但对方不予理睬就走掉了。他继续向北跑，终于碰上了气喘吁吁跑来的一名警察和目击者，随即他们向派出所报告了火警。
勃兰登堡凯旋门派出所于9时15分就接到了一位民间人士的报告，巡查部长拉泰特带了两名警察立即驱车直奔国会大厦。但半途这位不知名的民间人士却溜掉了。几乎与此同时，位于林登街的消防总署接到火警报告，立即命令离国会大厦较近的第六和第七消防队出动。一刹时，警笛阵阵，惊醒了柏林城，国会大厦附近顿时忙乱起来。拉泰特巡查部长指挥消防车准备从南侧的二号便门进去，但这个便门关着，只好绕到北侧才从五号便门进入国会大厦，这时国会守卫长舒克拉诺维支也来了。
进入国会大厦，他们便往起火处跑去。国会大厦西部烟雾腾腾，夹杂着一股焦糊味。拉泰特在现场发现了一个火石，在断定是放火之后，便带着一名警察返身跑出五号便门，去请求增援。
舒克拉诺维支同另一名警察继续边察看火势边扑火，走到大厦东南部的“俾斯麦厅”。厅里面一人看到警察转身便走，俩人立即追进去，端枪高喊：
“站住!举起手来!”
那个男人浑身发抖，话音未落就站住了。
“为什么放火?”舒克拉诺维支问。
男人情绪激动，脱口道：“这是信号!这是革命的烽火!”
搜查男人的裤兜，掏出了传单和护照，传单原来是德国共产党发行的“阶级斗争”。护照上贴着一张免冠照片，上写：“玛丽努斯·范·德·卢贝，1909年1月13日生，莱登·荷兰。”
逮捕了卢贝之后，舒克拉诺维支拿到钥匙，打开了二号便门。
救火工作仍在紧张地进行着，在消防队员的奋力扑救下，食堂等处的火势很快被扑灭了，只有议会厅仍是一片火海。这时两名消防队员从餐厅进入配膳室，寻找放火地点，然后顺着西门口的楼梯要下去。但是，俩人刚走了三步，一道手电从下面照上来：
“停止!我们是警察。”两个警察，一个端着枪把守着，“这里不准来，回去!”声色俱厉，俩人吓得转身回去了。虽然满腹狐疑，但当时现场混乱，哪有功夫深究。
9时半至9时45分，议会厅的火势达到高潮，站在十公里以外可看到从房顶喷出的浓烟和火焰。直到11时，才完全扑灭。
接到纵火通知后赶来的刑警，在政治警察部长鲁道夫·狄尔斯的指挥下，开始了侦查。刑警们向国会大厦的守卫、职员和闻声赶来的纳粹党议员询问情况。
“最后离开国会大厦的是谁?”
守卫温特答道：“是共产党议员托格勒和凯念。”
温特又被问到他们离开的时间，他答到：“晚上10时。”
三名纳粹党议员提供的证言是：“当天上午，托格勒会见了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共产党议员团室许多人进进出出，很忙乱。”
9时30分，身为国会议长和普鲁士内务部长的戈林首先惊慌地赶到国会大厦。10时20分，希特勒和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也匆忙来了。听取汇报和采取初步措施后，10时30分，希特勒在幸免于难的议长室召集了政府首脑会议。希特勒在会上激动地说：“这是共产主义者干的勾当，这是天佑!光耀德国历史的伟大转折到来了!诸位，你们马上就会看到的。”
接着，普鲁士邦政府首脑在内务部召开了治安对策会议。会上，政治警察部长鲁道夫·狄尔斯说明了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建立统一战线的一段情况。紧接着他提出了一份逮捕名单。然后警务局长路德维希·格劳埃尔特提出了一项旨在扩大侦查权限的法案。这时距纵火案发生还不到五小时，速度之快，竟连当时的内阁副总理冯·巴本都感到吃惊。
大逮捕全面开始了。根据魏玛刑法规定，警察对有犯罪之虞的人，只能拘留24小时。可是，纳粹政府一上台，普鲁士邦便修改了这项规定，改为可以拘留3个月，只是附加了一个条件，即被拘留者如果不服，有权上诉到法院。这样，数以千计的共产党员、社会民主党人、和平主义者、进步知识分子、律师和新闻记者遭到当局逮捕。纵火案发生的第2天，德国共产党议员团团长托格勒在他的朋友、律师的陪同下，去柏林警察厅说明情况，谁知他刚到就立即被作为纵火嫌疑犯被捕；而凯念则流亡到了巴黎。
3月3日，德国共产党总书记恩斯特·台尔曼也落到警察手里。3月9日，共产国际西欧局负责人、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因饭店侍者赫尔麦的告发而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两位另外保共活动家布拉戈伊·波波夫和瓦西里·塔内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