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与打的较量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出乎意料地出现在朝鲜战场上，并取得第一次战役的伟大胜利，把美、李军赶到清川江以南后又突然销声匿迹了。

这次作战行动这不仅打乱了美国的战略步骤，而且也引起了“联合国军”营垒内部的惴惴不安，它们惊呼局势严重，充满着“爆炸的可能性”。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反复讨论，认为中国人之所以出现在北朝鲜，有三种可能：第一，为了中国边境的安全，控制接近边境的缓冲地带；第二，从战略上牵制美国的军事力量，打一场有限规模的持久战；第三，将联合国军彻底驱逐出朝鲜半岛。在他们看来，在三种可能性中，第一种可能性最大，因为中国当时还没有力量敢于同美军进行抗衡。

杜鲁门于11月9日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从维护其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出发，作出两条决定：第一，在没有判明中国出兵意图之前，不改变麦克阿瑟占领全朝鲜的原定计划，但要求麦克阿瑟相机行事；第二，通过外交途径进行试探，以“保证中共利益”为诱饵，防止中国进一步介入。

麦克阿瑟于是从地面进行试探性进攻，想搞清中国军队入朝作战的虚实，并按原计划部署他的“圣诞攻势”。

与此同时，美国一方面进行外交活动，向其盟国重申“无意扩大冲突”，不放弃其在欧洲所承担的义务来予以安抚；另一方面，通过英国、印度给中国传话，图谋以所谓“保证中共利益”为诱饵，换取中国坐视其侵占整个朝鲜，并建议中国代表到成功湖联合国总部，参与讨论朝鲜问题。

周恩来总理断然拒绝了美国的这一邀请，认为联合国对朝鲜所采取的立场是不合法的。但是周恩来接受了7月29日关于讨论美国和台湾问题的邀请。

中国代表团团长是行伍出身的伍修权将军，他率领9名新中国外交官，途经蒙古、穿越前苏联，进行了为期10天的飞行后，到达沃尔首府——阿斯托里亚，然后从伦敦飞往纽约联合国总部。

中国代表团下榻于旅馆的第九层，每人住一套设备相当豪华的套间，价格极为昂贵，但住起来却不那么放心，总让人担心房间里有窃听装置。为了干扰可能的窃听，代表团成员“经常在房间里开着收音机，‘听’新闻报道和晚间广告”。

来访者被纽约警察局的保镖们拒之门外(当时中央领导人指示代表团成员，要避免与美国的官方接触)，外交官们也很少外出，只是偶尔到附近一个公园的僻静处谈一些重要问题。

1950年9月27日，中国代表团应邀出席联合国政治委员会举行的一次会议。当中国代表团步入会场时，联合国政治委员会正在进行激烈的辩论，发言者是前苏联代表团团长维辛斯基。他当即中断发言，欢迎中国代表团到来。

伍修权将军堂堂正正地坐到一张桌子前。当时的情景十分滑稽，伍修权在其回忆录中写道，“美国代表杜勒斯明知我们到了身边，却强作镇静，装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我倒满不在乎地瞧了这位美国头面人物一眼，只见他满脸僵冷木然的表情，嘴角生气地使劲地往下拉，藏在镜片后面的双眼，直楞楞地呆视前方，连抬头看一下我们的勇气都没有。这种对新中国及其代表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顽固态度，我们看了真觉得又可气又可笑”。

9月28日，大辩论开始。经过长时间的激烈辩论之后，伍修权将军终于得到发言的机会。

伍修权将军以高昂的声调开门见山地表明中国政府的态度：第一，谴责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和武装干涉朝鲜的罪恶行径；第二，要求美政府立即从台湾撤走其全部侵略军；第三，呼吁立即从朝鲜撤走美国和其他外国作战军队。同时伍修权还重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他批评说，联合国的议事日程，由于美国的操纵而未能行之有效。他说：“如果没有中国的合法代表参加讨论，联合国将不可能解决任何与亚洲有关的重大问题。”随后，他警告联合国大会不要将台湾交由联合国“托管”。伍修权针对美国代表奥斯汀“美国未曾侵略中国领土”的言论反驳道：“美国的第七舰队和第十三航空大队跑到哪儿去了呢?莫非钻到火星上去了?否则，他们此刻就在台湾……，任何诡辩、谎言和捏造都不能改变这一铁的事实：美国军队占领了我国领土台湾。”伍修权进而揭露道：“是谁破坏了太平洋的安全?”“究竟是中国军队侵略了夏威夷?还是美国军队侵略了朝鲜和台湾?”

伍修权将军从炮火连天的战场转战辱枪舌剑的讲坛，直接面对不可一世的世界头号帝国主义的代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的发言长达两个小时，他声音洪亮，语速极快，甚至连翻译都跟不上，他那在中国内战中脸部创伤留下的疤痕，在摄像灯的照耀下闪闪发光。

伍修权讲演结束后，新闻界纷纷评价中国的行动“是突破，是成功，是胜利”。毛泽东风趣地说：“伍修权大闹天宫了。”

11月30日，美国代表奥斯汀在安理会对伍修权提出的三项决议案实行美国的否决权。一周后，他又施加压力，迫使联合国大会草率地通过了自己提出的决议案，谴责中国在朝鲜的“侵略行为”。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退出联合国大会，以示抗议。直到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才重返联合国。在联合国通过谴责中国的决议后不久，中国政府命令代表团迅速了结事务，启程回国。新年的除夕，伍修权一行返回中国，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

在成功湖联合国辩论会场上，伍修权将军痛斥杜鲁门的侵略行径时，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也取得了两次战役的重大胜利。

“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不由得惊叹，如果他的司令部不能获得大规模的地面部队的增援，就只能被迫不断撤退，或被迫守住海边阵地。他不断呼吁，“联合国军”现在面临的实际上是不宣而战的全中国人民，除非立即采取某种积极的措施，否则，已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而且将发生不断后退导致最后崩溃。因此，他要求美国政府作出新的政治决定和战略计划。

接着麦克阿瑟向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对中国进行报复的四点建议和措施：(1)封锁中国海空；(2)轰炸中国本土内的军工企业及其设施；(3)派台湾国民党军入朝作战；(4)要台湾国民党军对中国大陆进行牵制性进攻。

此时的美国国会也吵得不可开交。有的议员认为美军已丧失对朝鲜军事局势的控制，有的说朝鲜局势的发展已使世界面临严重危机，有的认为不进攻中国东北是一种“姑息”，有的指责麦克阿瑟判断错误，指挥笨拙，应该撤职，有的把责任归咎于杜鲁门和艾奇逊，要求撤换国务卿，弹劾总统，等等。

而美国的西方盟国英法等则普遍担心美军深陷朝鲜泥淖里而削弱其在欧洲的军事力量，更害怕战争进一步扩大而妨害自身利益，普遍对朝鲜战争局势表示忧虑。因此，英法等国主张战争在三八线停下来，谋求通过政治谈判结束战争。

即使是美国政治集团内部亦众说纷纭，观点不一。一种观点认为欧洲至关重要，美国不应该陷在朝鲜而削弱了欧洲的力量，主张“放弃朝鲜，把力量集中在欧洲”；另一种观点认为，现实的危险在亚洲，如果在亚洲失败，欧洲也就没有希望，因此主张必须在朝鲜取胜，甚至主张扩大战争范围，“袭击满洲机场，封锁中国海岸和利用福摩萨的中国人”对付中国。

杜鲁门政府从其全球战略出发，决意保持在朝鲜和整个亚洲的地位。11月30日杜鲁门发表声明，宣称“联合国部队不打算放弃他们在朝鲜的使命”，并说“将从三个方面来应付新的局势”，即坚持侵朝战争，加强欧洲防务，加强美国的军事力量，同时杜鲁门还公开向记者宣称，美国打算在朝鲜使用原子弹，实行核讹诈，妄图恐吓中国人民。

但事与愿违，杜鲁门的核讹诈不但没有吓倒中国人民，反倒引起西方盟国的普遍震惊。英国下院工党100人签名请愿，声称如果艾德礼首相对杜鲁门使用原子弹的意图给予支持的话，他们将退出工党，使政府垮台。英国首相艾德礼在伦敦坐不住了，于12月4日飞往华盛顿，同杜鲁门进行商谈。

杜鲁门与艾德礼展开了一场非常激烈的争论。

英国首相艾德礼认为：“让中国参加联合国，可以把它带到正常的谈判中来，从而实现停火，从朝鲜和福摩萨撤退，把联合国席位给共产党中国，这并不能算是过高的代价……，没有什么比保持亚洲对我们的好感更为重要的了。”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则反驳说：“不相信中国人会停火，不能让大陆中国取得联合国席位，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绝对不能让步。”

杜鲁门宣称：“我们将在朝鲜继续打下去。如果我们等到别人的支持，那很好；倘若得不到，我们也无论如何要打下去。”

对此艾德礼还是坚持主张停火，他说：“达成停火协议，可以使中国同俄国人分裂明显起来，我要他们(中国)在远东抵销俄国的势力。”

艾德礼还进一步说：“我们单纯把中国看成苏联的卫星那才是中了俄国人的诡计。”

这次双方的会谈对英国首相艾德礼来说当然是很不痛快的。然而，就当时英国的国力而言，他所能做的也只能是口头上强烈表示一下愿望而已。但他此行也达到了一个目的，即美、英达成了“在没有与对方事先磋商之前，任何一方都不会使用这种武器(核武器)”的协议。

其实，艾德礼此行不仅仅是表明了英国的态度，也代表法国、加拿大等西方盟国的态度，他们反对杜鲁门轻率使用原子弹，也担心麦克阿瑟可能继续闯祸。由此可见，这时美国的盟国对于支持侵朝战争的热情已经降到正如艾奇逊所说的“不能再低的程度”了。

杜鲁门和艾德礼的会谈中，他们承认失败，但表示决不自动撤出朝鲜，在双方会谈公报中，他们重申坚持侵朝战争，同时又假意表示：“准备遵循谈判途径，设法终止敌对行为”，“通过和平手段来达到联合国在朝鲜的目的”，企图借以蒙蔽世界人民，取得世界舆论的支持。杜鲁门此时陷入两难的困境，他既要打下去，又要慎重行事，既要“稳定”盟国，又要“稳住”他的将军，这就成了杜鲁门无可奈何的方针。

美国政府耍尽两面派手法，一方面于12月24日，操纵联合国通过了成立所谓“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的决议，并鼓吹先停火后谈判，妄图引诱中国停火，争取赢得喘息时间；另一方面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增拨200亿美元国防军费，又调兵遣将，企图扩大战争。

但是，杜鲁门的如意算盘打错了，毛泽东识破敌人“先停火、后谈判”的阴谋，决定突破敌人的三八线防御，扩大胜利，随后志愿军发动第二次战役，将战线向前推进了80-110公里，解放了汉城，将敌驱逐至北纬37度线南北地区。

“联合国军”丢失了汉城，败退至37度线附近，而美国内部也更加混乱，失败情绪日益严重，共和党首脑塔夫脱认为，这是“美国从未遭受过的最严重的失败”，尖锐地抨击杜鲁门政府奉行了“使美国在世人眼中威信扫地的政策”。

英国则为自己在朝鲜的失败担心其以后的自身利益，公开提出“不应使美国的政策把联邦牵累太深”，主张同中国进行谈判。

美国政府为贯彻其既定政策，在联合国内大肆活动，玩弄阴谋。1951年1月13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通过了所谓“立即安排停火的五步方案”(即先停火后谈判的方案)。

周恩来于1951年1日17日揭露了美国的阴谋：“停火的目的只不过是想让美国得到一个喘息的机会而已。”

此后不久，美国又挟持联合国大会在2月1日非法通过了颠倒是非的诬蔑中国为“侵略者”的美国提案，妄图破坏新中国声望，并在国内加紧扩军备战，在战场上大举进攻。

3月下旬美军将战线推进到三八线附近地区，志愿军积极反击，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

此时，美、英、法等国政府对于是否再次越过三八线，以及用何种方式结束朝鲜战争，又开始发生争论。

英、法等国惧怕长期卷入侵朝战争而削弱西欧力量，从而影响欧洲的稳定，认为此时正是结束朝鲜战争的“心理时机”，公开主张在三八线建立“事实上的停火”，以谋求同中国通过谈判解决朝鲜问题。

在美国政府内部，有的基本上同意英、法等国的主张，认为美国的战略“必须是欧洲第一，亚洲第二”，而旷日持久的朝鲜战争，必将削弱美国对西欧的控制，影响美国全球战略部署，主张在朝鲜战场上取得有利地位之后，同中国进行停战谈判；有的则坚持进行军事行动，直到取得胜利，建立“统一的朝鲜”为止，甚至不惜为此把战火扩大到中国大陆本土。

杜鲁门认为停火的时机已到，于3月20日草拟了一份停战声明，其内容是：“联合国军击退北韩及中共对韩国侵略的主要任务已经达到，侵略者已被重新赶回三八线，联合国关于韩国统一和建立自由政府的目标，应该且已可能不用流更多的血予以实现。为解决朝鲜停战及有关主要问题，特呼吁中共进行谈判。如中共拒绝谈判，联合国便不得不将目前的军事行动继续下去。”

英国对这一声明寄以厚望，不仅希望其能导致朝鲜战争的结束，而且还能为通过协商解决远东问题打开大门。

但战争狂人麦克阿瑟看到这份声明后，心怀不满，他想促使“美国和联合国在远东问题上更为强硬，更加一致，以阻止共产主义在远东的扩张。”便于3月24日，抢先擅自发表了一份与杜鲁门论调相反的声明：“我以军事指挥官的权限准备随时同敌军司令官在战场上会晤，寻求不再继续流血而实现联合国在朝鲜境内的政治目标和军事途径。如果联合国改变它力图把战争局限在朝鲜境内的容忍决定，而把我们的军事行动扩展到赤色中国的沿海和内陆基地，那么赤色中国就注定有立即发生军事崩溃的危险。”这样的声明无异是堵塞谈判渠道，麦克阿瑟此前的几次乱发声明，已使美国的盟国怀疑美国的真正政策，英、法等国更是当即质询美国政府，杜鲁门为此十分恼火。

恰在此时，美国众议院议员马丁于4月5日公开了麦克阿瑟于3月20日给他的一封信。信中麦克阿瑟批评美国的对外政策，重申他关于亚洲和欧洲一样重要，美国应把亚洲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的观点，并同意马丁关于利用台湾蒋介石部队开辟“亚洲第二战场”，以减轻美军在朝鲜受到压力的建议。其观点无疑与杜鲁门所寻求的目标相悖。

众议员马丁的行动无异于火上浇油。杜鲁门再也无法容忍了，他立即召开了战时内阁会议，决定撤销麦克阿瑟的职务，命令李奇微将军接替麦克阿瑟担任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和“联合国军”总司令之职。

晋升新职的李奇微积极进行新的作战准备，他加紧部署纵深防御以作退守之计，并迅速调兵遣将，补充其在朝鲜部队，并增调美第十军加入一线作战，凭借美军火力和机动优势，利用志愿军的补给困难，改变战术，不断地施加压力，给志愿军作战造成一定的困难和损失。朝鲜战场上出现相持的局面。

4月11日，即麦克阿瑟被解职的当晚，杜鲁门发表了广播讲话，表示美国愿意在任何时候同志愿军谈判。但谈判的条件有三：(1)战争必须停止；(2)必须采取具体措施防止战争重新爆发；(3)必须停止一切侵略活动。他声称，“如此达成的协议会使朝鲜的统一和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敞开大门。”

在美军重新反攻至三八线附近时，美国和盟国间又掀起了一场新的争论。美国国内有少数人仍然很想战斗到“最后胜利”，而英、法等盟国和美国有战略眼光的人士亦认为，和中国军队打下去，付出的巨大牺牲和所能获得的政治上的效益相比是不合算的，现在已到三八线附近，这是结束战争最好的“体面时机”。

美国政府也被迫承认单纯依靠军事手段解决朝鲜问题已不可能。因此不得不重新考虑解决朝鲜问题的途径。

5月16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了通过停战谈判结束敌对行动的决定，准备同中国进行停战谈判，寻求其所谓“光荣的停战”。

然而，对于杜鲁门总统来说，寻求谈判的途径则更为困难。正如美国务卿艾奇逊所说：“是啊，于是我们就像猎狗那样到处去寻找线索。”与此相配合，美国在军事上也暂时放弃了实施全面进攻的行动而转入战略防御。

美国政府对停战谈判，表示出高度积极性。美国政府通过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多次透露愿意通过停战谈判结束敌对行动。

6月中旬，艾奇逊国务卿要当时在巴黎玫瑰宫的波伦向驻德国的前苏联管制委员会主席政治顾问西蒙诺夫进行试探，对方没有反应。此后又让驻联合国的欧内斯特格罗斯·托马斯·科里向马立克和前苏联驻联合国副代表查拉普金进行非正式的试探，结果非但没能成功，反而谣言四起。艾奇逊又通过瑞典、莫斯科、中国的渠道进行秘密试探，同样毫无结果。

派兵追随麦克阿瑟作战的16国也起草了一份声明，旨在说服毛泽东同意停火。英国政府希望说服毛泽东同意在三八线实施单方面的不经谈判的休战行动。

最后，还是美国国务院顾问乔治·凯南不辱使命。5月31日，凯南和马立克进行密谈。凯南开门见山地说：“美国准备在联合国或任何一个委员会或是以其他任何方式与中国共产党人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的问题……”

5月下旬，中共中央考虑到朝鲜战争出现相持局面，志愿军虽连败敌军，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并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但制空权、制海权都完全掌握在敌人手里，志愿军虽步兵占有优势，但敌人在技术装备上占绝对优势，志愿亦不能速胜。中共中央经研究决定，战线宜停在三八线附近，边打边谈，争取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马立克与凯南的谈话迅速传到北京。6月3日，金日成在北京同毛泽东、周恩来等深入讨论这一事态的发展。最后中、朝、苏三方领导商定了与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朝鲜问题的新方针。考虑到前苏联是非交战国，因此由前苏联出面提出和谈建议。

6月23日，前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在联合国新闻部举办的特别广播节目中发表了举世瞩目的重要演说：“全世界各国人民都认识到，和平对人类具有巨大的价值。自从牺牲了千百万人类生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到现在还不满6年，而用这样高的代价得来的和平却又受到了威胁。

“美国和依赖美国的其他国家对朝鲜的武装干涉就是这样政策最生动的表现。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曾经一再提出和平解决朝鲜冲突的建议。战争之所以仍在朝鲜进行，完全是因为美国始终阻挠接受这些和平建议。

“朝鲜的武装冲突——目前最尖锐的问题——也是能够解决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各方有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意愿。苏联人民认为，第一个步骤是交战双方应该谈判停火与休战，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

中国方面及时作出了反应。6月25日、7月3日，《人民日报》直接发表社论，指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朝鲜的反侵略战争，其目的就在于求得问题的和平解决。所以即在此后，中国人民仍然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朝鲜问题，并不止一次地表示支持其他国家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合理建议。毫无疑问，作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个步骤，马立克的提议是公平而又合理的。”

美国方面亦立即作出反应。6月25日，杜鲁门在田纳西州发表演说时指出：“美国愿意参加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

6月2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向李奇微发出指示，要求他于6月30日，东京时间上午8时在广播电台向朝鲜人民军和志愿军司令发出、同时向新闻界发布下述文件：“本人以联合国军总司令的资格，奉命与贵军谈判下列事项——因为我得知贵方可能希望举行一次停战会议，以停止朝鲜的一切敌对行为及武装行动，并愿适当保证此停战协议的实施。我在贵方对本方答复以后，将派出我方代表并提出会议的日期，以便与贵方代表会晤。我更提议此会议可在元山港一只丹麦伤兵船上举行。”

7月1日，金日成和彭德怀复电李奇微：我们同意为举行关于停止军事行动和建立和平的谈判而和你的代表会晤，会晤地点，我们建议在三八线上的开城地区。若你同意，我们的代表准备于1951年7月10日至15日和你的代表会晤。

尽管李奇微认为“开城在三八线以南，这给敌方以宣传的便利”，迫于美国政府一再训令，也只能同意这一要求。7月10日至15日，双方代表在开城近郊一座别墅中进行了正式谈判。这样，经过反复的较量，中国将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双管齐下，以打促谈，使美国的侵略行为和“纸老虎”的本质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无遗，迫使美国政府走到谈判桌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