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

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出了个伟大诗人、作家和思想家，他就是约翰·沃尔夫冈·歌德。他的作品把德国文学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并对欧洲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是欧洲文学史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1749年，歌德出生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市一个富裕市民的家庭。其祖父本是一手工业者，经商致富。父亲从事法律事业，但一生不得志，只好花钱买得宫廷顾问的职务。母亲是当地市长的女儿。少年时期的歌德曾得到良好的文化教养，爱好文艺。

1765年，歌德按照父亲的意愿到莱比锡大学攻读法律。但是，他对法律不感兴趣，径自学习文学、绘画、自然科学，在宫廷文学和古典主义文学的影响下，学习写诗写剧本。1768年歌德因身体健康状况不好而被迫辍学。

1770年，歌德恢复健康后，到斯特拉斯堡大学继续上学。斯特拉斯堡地处德法边境，较多接受法国革命思想的影响。斯特拉斯堡也是“狂飙突进”运动的策源地。歌德在这里接受了卢梭的影响，接受了斯宾诺莎的哲学思想，更重要的是他结识了“狂飙突进”运动的领袖赫尔德和一批青年作家。赫尔德引导他学习荷马和莎士比亚，引导他收集和学习民歌，从而使他摆脱了宫廷文学和古典主义的影响。在这时期，歌德写出了一批感情真挚、旋律优美的抒情诗，如《欢会与离别》、《五月之歌》、《野玫瑰》等，这些作品至今被人们认为是德国诗歌史上脍炙人口的名篇。

1771年，歌德获得斯特拉斯堡大学法学博士的学位，结束了自己的学业。回到故乡后，做了一名律师。但是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文学创作上，写出了一批体现“狂飙突进”精神的优秀作品，成为他青年时期的创作高潮。

青年时期的歌德创作的最重要的作品是一部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这是他根据自己1772年在魏茨拉实习时的一段生活经历，又综合了其他的一些见闻而写成的作品。小说不是取材于历史和神话，而是取材于现实。主人公是德国青年维特，他与绿蒂的一段爱情悲剧构成了作品的情节基础。

维特是18世纪德国进步青年的典型形象。他思想敏捷，才华出众，热情奔放，渴望自由。他崇拜大自然，热爱纯朴的村民和天真的儿童，向往着人的自然天性能得到解放。但是，围绕着他的环境却是一个腐朽、顽固、庸俗、鄙陋的社会。公使馆里的繁文褥礼，上司的无理挑剔，使他陷于无所作为的境地。森严的等级，贵族的傲慢无礼，更使他怒不可遏，他的才能招来市民的妒恨，他的美好理想招来人们的非议。维特与周围的现实格格不入，孤独而愁闷。当他看到贤淑、善良、勤勉的绿蒂时，他仿佛在丑恶的现实中发现了美好的人。在维特的眼中，绿蒂是质朴纯真的人的自然本性的体现，便寄以全部的热情和无限的崇拜。然而，绿蒂也跳不出平庸生活的圈子，她宁肯服从礼俗而牺牲爱情。这就使维特陷入绝望的境地。维特的性格过于软弱。他憎恨周围暮气沉沉的现实，但只是停留在孤独的感伤和愤慨，或者想用刀子捅进自己的心坎，割破自己的血管，并不去改变现实。最后以自杀了此一生。维特的自杀是他对那个令人窒息的社会所进行的孤独而消极的反抗，也是他憎恨社会又找不到出路的必然结果。

这部作品突出地表现了德国进步青年的情绪，所以它一出版就受到了青年们的狂热的欢迎，许多人从中找到共鸣，不少人模仿维特的服饰，一时形成了“维特热”，甚至有人学维特而自杀。为了使小说不再产生不良后果，歌德在小说1775年再版时，在第二编之前加上一节序诗，劝导青年们“做个堂堂男子而不步维特的后尘”。这部小说不仅在德国风行一时，而且很快就被译成欧洲各国的文字，在国际上引起轰动。

1775年11月，歌德生活史上发生了一件具有转折意义的事情。他接受卡尔·奥古斯都公爵的邀请，来到了魏玛，后来就定居在这里。当时的魏玛公国不过是一个面积仅仅36平方英里，人口仅有10万的封建小邦。歌德却以为魏玛的统治者比较开明，自己可以在这里从事实际工作，施展才能，实现抱负。因此，不久他便在魏玛的朝廷中做官。他先任枢密顾问、枢密大臣，后升任内阁大臣，主持魏玛公国的政务。整整十年时间里，歌德很少进行文学创作而一直忙于行政事务。他热心地实行社会改良，如整顿财政，精简军队，恢复矿山，修筑公路，减轻农民赋税，发展文化教育等等，有时还要侍奉公爵出游狩猎，写应制作品。

歌德从一个反叛作家变成了一个封建小朝廷的官吏和宫廷文人，但是，他的内心是充满着矛盾的。由于行政工作，他接触现实，了解社会，克服了狂飙突进的幻想，增添了脚踏实地进行改革的动力。但是他的改革行动阻力重重，很少奏效。他不由得问自己，是继续这样为魏玛公国勤勉工作呢，还是超脱世俗，用充足的时间和精力为人类谱出理想的高歌?是克制自己，向环境妥协呢，还是任凭自己诗人的感情与想象向远方驰骋?这样的矛盾纠缠着歌德。然而为了行政工作，他不得不在许多方面对外妥协，对己克制。为此他常常感到痛苦。他曾一度对政务厌倦，埋头于自然科学研究，发现了人的颚间骨。1786年9月，他终于再也不能忍受这种令人窒息的环境，改名换姓，独自一人乘驿车逃离魏玛，来到了他早已向往的意大利，希望在另一个环境中求得新生。

在意大利，他游遍了各个城市和西西里岛。宏伟的大自然，丰富的文化遗产，淳朴的民间生活，都使他心旷神怡。他仿佛重新“找到了自己”，成为一个充满着活力和创作激情的人。他对古代艺术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接受美术史家温克曼的观点，认为古代艺术体现了一种纯朴、宁静、和谐的理想的美。他在意大利生活了两年。1788年4月重新返回魏玛，但不再参与政务。

意大利之行使歌德转入“古典”主义。歌德用新的观点批判地回顾了自己的过去，放弃了“狂飙”式的幻想而追求宁静、和谐的人道主义理想。与此同时，歌德恢复了创作热情，完成了一些他早已动手的作品，其中重要的如《埃格蒙特》、《伊菲格尼亚在陶里斯》、《托夸多·塔索》以及《浮士德》的部分场景。

1790年歌德完成了剧本《托夸多·塔索》，该剧以16世纪著名意大利诗人塔索的身世为题材，写他从一个敢于揭露宫廷腐败的反抗者变成一个自我克制、安于现状的庸人。塔索在菲拉拉宫廷的遭遇颇似歌德自己在魏玛的处境。塔索形象中也包含着作家本人的体验。因此歌德曾说“这个剧本是我的骨头中的一根骨头，我肉中的一块肉”。

歌德的思想矛盾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表现得更加明显。大革命爆发时，他热情欢呼，也能认识到这次革命将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但是，随着革命的深入，他却转为憎恶革命，诋毁革命，甚至写作品嘲笑革命群众(如《威尼斯铭语》的某些部分、剧本《大科普塔》、《市民将军》和《受鼓动的人》)。歌德赞成“合乎自然，和平的发展进化”，不赞成革命的暴力。

在这时期，歌德对自然科学有极大的兴趣，研究过植物学、昆虫学、解剖学、光学和颜色学。他把自然界看成一个互相联系的不断进化的整体，努力寻找所谓“原形态”。但是他只承认量变，而不承认质变。

1794年，歌德与席勒订交，开始了这两位伟大作家互相合作的十年。他们俩在魏玛共同主办剧院，主编文艺杂志，合作写成了一批诗歌作品。1796年他们合作所写的400多首警句诗——《馈赠》，无情地讽刺了当时文化界的不良现象。1797年，他们又一起写了一系列谣曲，其中著名的《掘宝者》、《魔术学徒》、《科林斯的未婚妻》等就是歌德此时创作的诗篇。与此同时，他俩还各自完成了自己的一些重要作品。歌德创作了《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1795-1796)、《赫尔曼与窦绿苔》(1797)和《浮士德》第一部(1808年出版)等，成为他一生中又一个新的创作丰收时期。

历史进入19世纪以后，欧洲与世界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欧洲人民与封建势力的斗争仍在进行；资本主义工业化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大发展，也使得欧洲一些国家的劳资矛盾日益显露；与此同时，世界文化交流空前频繁，东方文化大量传入欧洲。歌德以极大的兴趣来接受新事物，对于当时兴起的许多自然科学学科和许多工程建设计划，诸如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的开凿计划，他都很热心。他还研究了傅立叶、圣西门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这种好学不倦，积极接受新事物、新思想的态度，表现歌德宽阔的胸怀和不断追求更高理想的进取精神，虽不能使他克服内心的矛盾，摆脱庸人习气，却能帮助他保持不断前进的内在动力，了解时代的先进思潮。

歌德曾以极大的兴趣研究阿拉伯、波斯、印度和中国的文学与哲学，神游于东方世界，写出大量诗歌，后来收集在《西东合集》(1819)中。他在看到了《好逑传》、《玉娇梨》、《花笺记》等中国小说和中国诗歌作品的译本之后，大为赞叹，甚至模仿中国诗歌的风格写了14首抒情诗，题名《中国四季晨昏吟咏》。文化交流大大扩充了歌德的文学视野，使他预见到从民族文学向世界文学发展的前景，从而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的著名论断。

歌德在晚年基本上过的是隐居生活。但他却以惊人的毅力埋头写作，许多重要作品就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如长篇小说《威廉·迈斯特的漫游年代》(1820-1829)、《亲和力》，自传《诗与真》(1811-1830年间完成，共四卷)、《意大利游记》(1816-1829)、《出征法国记》(1822)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完成了他“毕生的主要事业”——诗剧《浮士德》。